不要嘲笑窮忙族，我們都是或曾是其中的一員。

　　窮忙族容易演變成埃里克.霍弗所言的“狂熱分子”，當人們從“分內”的“事情”中得不到自我滿足時，就會傾向于向“分外”的“事業”中去尋找歸屬，這可能會導致一些社會性問題的出現。

　　窮忙族是一個必須正視的現象，尤其是當中上收入者亦有窮忙之惑時，這個群體已經有擴大成階層的危險了。

　　3年前，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先生來北京時，就借本刊探討過“中國人為什么勤勞而不富有”的話題，沒想到，3年后，這個群體的形態從萌發到壯大，卷進來越來越多的大眾。外界看來，這個群體類似于“清晰度低、參與度高”的冷介質，但其實環顧四周，你、我、他早已被網羅其中。 　　 　　

　　陳志武將邏輯歸結于兩點：一是制度性的轉型，像巨大的離心機將一些人沿著拋物線扔出了資源分配的核心；二是金融市場的缺失，如果不將萬事萬物證券化，萬惡的資本主義以及邪惡的財富都會與你失之交臂－－人賺錢只能從窮忙走向富忙，錢生錢才能把一切資源估值變現，包括你的情感、忠誠、創意都會成為向銀行透支的信用，讓國家和金融寡頭為次貸危機買單。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和歐美所遭遇的一切危機都會在中國找到回應。窮忙族也是日本的產物，三浦展寫了一本很爛但很管用的書《下流社會》，“working poor”的指稱就出現在這本書里頭。在中國，“飛特族”似乎還是一種時髦，但它的確切內涵是指那些“以正式職員以外（打工、兼職等）的身份，來維持生計的人”。青山七惠在《一個人的好天氣》中所表達的那種感覺，說白了不正是被主流社會拋棄和漠視后的自我疏離嗎？這種冷調子的場景，意味著一種繁茂景象下的人和人之間的陌生化、冷漠化和對內心城池的修建，這是消費主義時代的加速度：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不再緊密，人和自己的關系得到神的暗示。

　　新的階層分析將被一些時尚的詞匯裹挾并改寫。比飛特族更慘的是尼特族，他們的特征是“三不”：不上學、不就業、不培訓。這個群體在中國被稱之為“啃老族”，也就是吃父母。與之對應的是“富二代”，不但有老可啃，而且一步邁入中產階層；沒老可啃又不愿窮忙，最悲慘的境遇就是“流浪族”，他們也有兩個指征：像流浪漢一樣露宿街頭；要想再進入社會的循環體系中萬難。在日本，流浪族不在少數，在中國，沒有相關的統計數據。

　　別以為窮忙族盡是些年輕人，日本戰略專家大前研一在接受臺灣《商業周刊》時說：“你的薪水最高峰，平均是在40歲左右，過了這個尖峰，便鮮有機會升職或加薪。你也別再以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還會回來。”大前研一所著的《M型社會》探討了這個現象，他認為中產階層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中產階層的生活水準正在下降，就像“M”的形狀。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超級富豪大賺全世界的錢，財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隨著資源重新分配，中產階級因失去競爭力，而淪落到中下階層，整個世界分成三塊，左邊的窮人變多，右邊的富人也變多，但是中間這塊，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見了。在中國，許多中等收入者也感同身受。

　　美國人在探討“超級階層”如何影響全世界，有一個規模不到1萬人的超級階層在發揮全球影響力，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會影響到某個區域千萬人的生活。日本人在探討中產階層的衰落，人們要么變得更富，躋身上流社會，要么變得更窮，變成窮忙一族。中國的中產階層還未壯大成形，偽中產在“M”型中更易向左側的窮人轉移，財富的不穩定、不安全、貨幣政策的縮水、股票市場的慌亂、不動產市場的觀望等等，都使得原本后顧無憂的中產者開始“忙”了：有一篇理財文章說，資產沒有超過兩千萬，一個中產是無法負擔一家老小一輩子的生存、疾病、教育、旅游與生活質量的改善的。

　　自《世界是平的》之后，社會學的研究迎來了第二次轉變：第一次是固態社會學，基于人類學和相對穩定的區域社會學，就可以使社會學成為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論建構；但這在全球化的沖擊之后遠遠不夠，人們要迎來社會學的第二次革命，一個液態的社會學研究形態正在出現，人們要在互為因果、互相印證、互相指認、在流動與不確定性的液態社會下，去找到一個漂浮國家的新的理論支撐點，是的，我們都漂浮與依附在這個社會的膜性結構的表面，進入不到核心的資源分配中去；而一個氣態社會的來臨，難道要等到下個世紀？國家主義的樊籬被打破？全球一體化的最終形成使得大同社會的初露端倪、烏托邦的幻象成真？人們的爭端與吵吵嚷嚷只集中于文化與藝術的領域？地球村的預言第二次從社會結構上得到體認？

　　當一個國家處于窮忙之中，就像發動機空轉而車輪沒有前進一樣，這就是需要警醒之處：一個上行社會阻滯于“下流化”的節點。

　　國家不富，人民不安；人民沒賺到錢，國家也不會答應。窮忙沒有受益者，液態社會中，財富外流的速度超出想像，人人都在燒錢，人人也都在納悶錢燒哪兒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