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算命術的蓬勃發展

中國算命術數花樣翻新，名目繁多，見諸文獻記載的各類術數，若是開列一張清單的話，恐怕不下幾十種。班固《漢書•藝文志》收錄術數家109家，其中天文21家，歷譜18家，五行31家，薔龜15家，雜占18家，形法6家，這其中多數可劃歸術數一類。就其內容而論，天文21家大多屬于星占，五行31家大多屬于陰陽五行、堪輿、太乙、遁甲之術，蓄龜15家多是卜笠一類，雜占18家有相衣、占夢、相蠶、耳鳴雜占等，形法6家中則有相人、相畜等。就大的類別而論，則涉及卜簽、相術、占星、占夢、堪輿、五行、太乙、遁甲、擇吉等二自漢武帝“罷默百家，獨尊儒術”開始，漢代就是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代:而儒家是主張“不語怪力亂神”的。但是，就是在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下，各種術數竟能有如此之快的發展，充分說明術數在當時確實有相當大的市場。

經過魏晉南北朝幾一百年的發展演變，術數不僅獲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間，而且有了新的發展二這只要看一看《隋書•經籍志》就可以了:《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各類術數書目，不僅遠遠超出《漢書•藝文志》，而且在類的劃分.上也有新的變化二它除了依《漢書》之例保存“天文”一類之外，把其他各種術數通通歸入“五行”類:“天文”類著錄的典籍有97部675卷，其中有相當數量屬于占星、占候一類;“五行”類著錄的典籍有227部1 022卷，其中既有卜笠、相術.、易占、堪輿、占夢、太乙、遁甲等古老的術數，也有六壬、九宮、風角、望氣、鳥情、靈棋、拆字等流行于兩漢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術數。值得注意的是，《隋書•經籍志》這種著錄方式成為后.來各種正.史的一種慣例，即把占星、占候、望氣等歸入“天文”類，其他各種術數則全部歸入“五行”類.:《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明史》大抵如此二即以《宋史•藝文志》而論，“天文”類著錄典籍139部531卷，“五行”類著錄典籍853部2 420卷，再加上“著龜”類35部100卷，合計多達!02}部3051卷:即使把“天文”類中不屬于占星、占候、望氣的剔除，其數量也是夠可觀的了二《宋史•藝文志》記載的術數類書籍不僅囊括了中國古代各種術數，而且還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星命類書籍占有相當大的數量，二是假托歷史名人的現象十分普遍。黃帝、周文王、老子、鬼谷子、赤松子、黃石公、張良、東方朔、諸葛亮、郭璞、陶弘景、李淳風、袁天呈等可以與術數沾上一點邊的人，都像標簽一樣貼在術士認為需要貼的地方，頗有拉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嚇唬別人的意思:這種現象雖然不是宋代才有，但在宋代卻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只不過術數類書籍在這方面做得更甚，走得更遠而已。

《明史•藝文志》著錄的皆是明朝人的作品，不重復此前史書的記載。正是因此，它著錄的術數類著作僅有一百多部。僅就數量而言，顯然根本無法與宋代相比，但明代的術數類著作卻有集大成的性質，如劉基的《靈棋經注》，劉均的《卜著全書》，陳士元的《夢占逸旨》，池本理的《禽遁大全》、《禽星易見》，袁祥的《六壬大全》，楊源的《星學源流》，李欽的《淵海子平》，萬民育的《三命通會》，袁忠徹的《古今識鑒》等等，都是在總結前代術數基礎上而成的，在明清兩代都具有很大影響，其中被術士視為“秘籍”者亦不在少數。

從有關的文獻記載來看，長期流行且又產生過較大影響的術數，主要有卜蓄、相術、占夢、占星、易占、星命、堪輿、拆字、扶箕，以及占星與五行相結合的太乙、六壬、九宮、奇門遁甲，兼有占星與占候性質的望氣、風角等。這些術數各有自己的發生、發展、演變和衰亡的歷程，起源不同，作用不同，影響也不同。在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進程中，它們都以其特殊的方式發揮過特殊的作用。不論這種作用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人們都無法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