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星命術的淵源與發(fā)展 星命術就是人們所熟知的算命術。古人認為，人的富壽貧夭，吉兇禍福，皆由冥冥之中的那位最高的主宰者預先定制，誰也脫離不了命中的定數(shù)。那位神通廣大、給人命數(shù)的至上神，畢竟是一個極度抽象、虛無縹緲的東西，看不見，也摸不著。于是人們豐富的想象力遂指向光耀人寰的日月、深邃莫測的星空。

太陽是地上的君主，月亮是皇后；大而亮的星星是朝廷要員、名人學士；那些小而晦暗，擠擠挨挨，密布夜空的誰也叫不出名字的星星，便象征著地上的蕓蕓眾生了。于是人們傳說，“天上流一顆星，地下死一個人”。那些飽讀詩書、精通天文的術士，當然不會有這么簡單的對應解釋，他們有自己的一套神秘理論。

大致說來，天上星象的變化，兆示著人間的妖祥。對人而言，吉星照命者富貴永壽，兇星入命者貧賤多夭。這種由星象而推測人生禍福吉兇的方術，也叫星命術，通俗的叫法為——算命術。

為什么把算命術又叫星命術呢？這是因為幾乎所有的算命理論都脫胎于古代的占星；二是命理本身就是星象理論與陰陽五行學說相結合的產(chǎn)物。

同其他神秘文化一樣，星命之學的土壤是古人對命運的信仰，故而才有“古人好言祿命”之說。命，指人生貧賤富貴的定數(shù)；運，也叫祿，是人生各個階段吉兇禍福、盛衰興廢的運動變化。命是懷胎及出生時就已注定的東西，運是后天的機遇。命好運好，必定發(fā)福；命好運蹇，難免困厄。

命運信仰，或曰天命思想，它的萌芽其實很早，說它始于人類進入文明的初始階段，一點也不為過。《易經(jīng)》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注曰：“命者，人所稟受，吉貴賤夭壽之屬也。”儒學大宗師孔子亦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在孔子看來，知命與否，是君子與小人的區(qū)分標志之一。

古人由信命而轉(zhuǎn)成了迷信，認為命由天定，自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了。這種宿命思想在《列子·力命篇》中有一段極為生動的表述：

一日，“力”與“命”發(fā)生了一場不小的爭執(zhí)。力對命說：“你的功勞幾何？怎能與我相比！？”命不服氣：“你對人間世事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貢獻呢？還想與我一爭高下！”力答道：“人生的壽夭窮通，貴賤貧富，正是我力所能及的事。”命駁曰：“不然，彭祖之智不及堯舜，竟活八百歲。顏回才華超群，壽僅三十又二。孔子之德不遜于諸侯，卻遭困于陳、蔡諸國。商紂王的品行說不上仁，卻登臨帝位。吳國的賢公子季札未能于吳國登位，壞透了的田恒卻奪得了齊國的國政。商朝的伯夷、叔齊、忠心不二，結果卻餓死在首陽山上，魯國的權臣季氏的財富倒遠遠超過賢士展禽。假如你這位‘力’果能發(fā)揮作用，為什么要讓彭祖長壽顏回夭折，孔子困厄紂王登極，季札低賤田恒高升，伯夷、叔齊、展禽貧困而季氏富貴呢？”力被問得啞口無言，好半天才開口道：“照你所說，我對人間事物確實沒有功勞，然而世風如此，你為何不出來制止呢？”命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得聽由其自然變化。長壽的長壽，夭折的夭折，困厄的困厄，通達的通達，貴的貴，賤的賤，富的富，貧的貧，又豈是我所能改變的呢？”

“力”與“命”的對話，無非是說人間的種種不平事，皆是有深層緣由的，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改變的。

古人既信有命，當然想進一步探測命運的好壞、吉兇的變化，作為處世行事的指南。測算命運的方法起源很早，據(jù)記載不晚于殷商，而且經(jīng)過了一個由方法簡略到理論繁復的發(fā)展過程。起初，人們就某一具體的事情測問吉兇，也就是占卜。從河南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卜辭，我們不難看出殷商晚期統(tǒng)治者對占卜的高度重視及占卜技術的考究程度。又有所謂“易占”，其法見于我國現(xiàn)存最古的筮書《周易》。算命術的直接源頭應該是星占，籠統(tǒng)地說起源于占卜也未嘗不可，因為星占也屬于占卜的一種。

古史說軒轅氏黃帝設立過占星的官，稱為星官。《周禮·春官》記載保章氏專門負責占天上的恒星，記載星辰日月的變化，觀察人間的禍福變遷。

古書中關于星與世事、星與命運的記載很多。《呂氏春秋》記載：宋景公時“熒惑守心”，也就是慧星處于心宿的位置。景公忙找來大臣子韋問其故。子韋說：“禍在君王，不過可以移禍于宰相”。景公說：“宰相是幫助我治理國家的，這怎么行呢？”“那么還可以移禍于年歲的收成。”景公說：“年成饑荒，百姓必然遭餓死！”子韋說：“君主您已有三回圣德之言，上天一定會報賞您的。”果然，那天夜晚熒惑星真就退避三舍了。天象與人事的感應竟是那么迅捷、靈異！這事您信嗎？

傳說東漢時嚴光與光武帝劉秀同榻而臥，酣睡中把腳架到了光武帝的肚子上。次日，職兼占星和記事的太史奏曰：“客星犯御座”。你說奇也不奇？古典小說《三國演義》多次寫到諸葛亮、司馬懿等人如何夜觀天象，指導作戰(zhàn)。歷史上的政治家、軍事家都必須上識天文，下知地理。直到清代中葉，曾國藩還時常教其子認星座，以便仰觀天象，占卜吉兇。就是現(xiàn)在，人們的生活習慣中，也不時地流露出星辰影響命運的信仰來。新屋落成時，屋主會請人用紅紙大書“吉星高照”、“紫微駕臨”的橫額。人們在身處窘境、心遂不安的時候，也每每嗟嘆自己“生不逢時”、“我生不辰”。

總而言之，占星而論吉兇畢竟是一種原始而又粗糙的術數(shù)。首先，占星是官方化的，多主軍國大事，很少施用于民間；其次，占星也是被動的，它只能在變態(tài)的特殊星象發(fā)生以后，方才據(jù)以測吉兇，而且局限于近期所要做的事中，難以滿足人們急切了解一生吉兇禍福、貴賤壽夭的愿望。于是古人開始探索新的方法，將星占之術發(fā)展為星命的理論。

這里，我們祖先創(chuàng)造的陰陽五行學說發(fā)揮了重大的作用。又有太陽、月亮、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與陰陽五行的觀念很容易結合到一起。那些具有革新思想的星命家認為，人的命運受星象的影響，實際上是通過星象的質(zhì)，也就是五行之氣而傳遞的。人身由星象獲得不同的五行之氣，因而也就有了各不相同的命運。

以五行結合星象論命，大約始于兩漢，而以東漢王充的《論衡》為代表作。王充的《論衡》提出了五行論命的依據(jù)，而且還進一步觸及到生肖克合與夫妻賊害的星命理論，成為我國命理學的先驅(qū)。

在后人的著述和算命先生的觀念中，一般都把戰(zhàn)國時代的鬼谷子、珞琭子等人推為算命術的開山祖師，也是一種“信而好古”的思想反映。后來的算命術，嚴格說來應是濫觴于兩漢，經(jīng)過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探索發(fā)展，至唐宋時期才告成熟。

宋《王應麟集》談到按照星象歷法推人命貴賤，由唐貞元年間的一位來自西域康居國的術士李弼乾發(fā)其端。李弼乾傳來印度的星命書《聿斯經(jīng)》，大大推進了中國算命術的發(fā)展。從此歷法及生辰年月成為了算命術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算命術理論體系確立的過程中，起關鍵核心作用的人物有唐代的李虛中和五代宋初的徐子平。

李虛中的算命方法，已經(jīng)開始使用年、月、日的干支，推算其所涵五行的生克變化及旺相休咎，初步形成了一套復雜的方法與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說，李虛中是生辰算命術的實際開創(chuàng)者，故而后世的算命先生都尊他為祖師。李氏沒有著作傳世，今所見《李虛中命書》三卷，實是宋人的假托之作。

李虛中創(chuàng)立的方法，后來又經(jīng)過五代宋初人徐子平的發(fā)展完善，這才進入成熟完備階段，并為后世的命理學家廣泛闡釋和取法。

徐子平在命理上的最大貢獻是，將李虛中的推算年、月、日干支五行的辦法，進一步加上了時柱干支。這樣就形成了四柱，共八字，八字推命法由此而來。

四柱推命術側(cè)重于五行論命，但是并沒有排除占星的內(nèi)容，只是降為次要地位。如算命術中的神煞都是由星象而來，如天乙貴人、將星、華蓋、文昌、太歲等。再說五行也是由五星稟受而來，仍然具有占星的意味。不過，四柱推命術較之初期的占星推命，無論是方法上還是理論上，都是一大進步。

自宋代徐子平確立了“四柱八字”推命法之后，八字推命漸漸風行天下。算命不光是命理術士混飯吃的工具，許多文人學士也大都精于此道。明清時期的術士甚至還把河洛之學、易學、宋人理學中的傳統(tǒng)術數(shù)結合子平術（四柱推命術）及五得術（與子平術并行的另一流派），創(chuàng)制出五花八門的推命法，其中鐵板數(shù)和紫微斗數(shù)一直流傳至今。鐵板數(shù)偽稱是宋人邵雍所作，謂凡事皆有定數(shù)，故名曰鐵板，其法用人父母本身八字，配合五音八卦推試。紫微斗數(shù)以本人的生辰八字，配合星辰十二宮，牽系《易》辭卦爻，推人吉兇禍福。

四柱推命術確立之后，對中國的社會生活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這種算命術繼承了古代陰陽五行的哲學概念，有一個十分完密的理論體系，因而深得歷朝學者大儒的喜愛。這些學者大儒的精習與提倡，又致使廣大百姓深信不疑，于是推命術蔚然成風。人們不分貧富貴賤、男女老幼，事不論當官、赴考、營業(yè)、婚姻，幾乎人人要算命，事事要算命。至高無上的皇帝以算命證明他是受命于天的真龍?zhí)熳樱还倮魧㈩I以算命決定施政和用兵；普通百姓則以算命處理許許多多的似乎十分重要的生活瑣事。千百年來，算命術流行不絕，成為中國民俗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

算命術當中，精于陰陽五行分析的靈驗的自然就會多些，對陰陽五行理解不深的，不靈驗的地方也就會大量出現(xiàn)，而有些術士為了調(diào)和推命實踐中出現(xiàn)的不驗，他們就拉進了佛家因果報應的思想。

所謂“福善禍淫，必然之理。如為惡之人，命應一品之貴，而減至四五品；命應百萬之富，而減至六七十萬；命應百歲之壽，而減至六七十歲；命應五福全備，而減其一二。又如為善之人，命應極賤，而得一命之榮；命應極貧，而得中人之產(chǎn)；命應早世，而得數(shù)十歲之壽；命應諸兇畢集，而免其什二。世俗之見，將謂為惡者，何嘗不福？為善者，何嘗不禍？豈知福之已損，禍之已滅乎？知禍福者，非知命也，知善惡之為禍福者，則誠知命耳。雖然，徒知之何益？是有轉(zhuǎn)移之道焉。……故凡欲求富貴吉壽，而免貧賤兇夭者，當以積善為要。”

這里所說的“積善為要”，注重行為上的進取，倒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古代星命術是在生產(chǎn)力低下，實證認知手段相對落后的條件下產(chǎn)生發(fā)展起來的，而一些江湖術士更是故弄玄虛，故而在古代的術數(shù)典籍中不可避免地就會存在著一些欺騙人的內(nèi)容。在此，對中國古代術數(shù)感興趣的人，只有將其精華從玄虛中破譯出來，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才能讓具有現(xiàn)代科學認知水平的人們?nèi)?ldquo;品味”，從而達到對古代文化的科學取舍，以達揚長避短，古為今用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