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總是抱有宏大的企圖，希求說明當下的社會和世界。即使是拒斥宏大敘事的哲學派別，依然難免關乎社會和世界的總體解說。這不是哲學的過錯，而是哲學的本性使然。在當代中國，哲學思考總是關乎中國的思考，即使我們探究的是古希臘的某個文本、某個概念、某個命題，即使我們沉思的是純粹的形而上學議題，行文間不曾筆墨于當下生活的啟示，“中國”作為思考得以展開的背景、語境和場景，總是在悄無聲息、毅然決然地發(fā)揮作用。當然，更多的時候，我們對自己所置身的處境不能不有明確的體認和指認。

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在當時的中國，無論是否自覺、是否愿意，人都不能不是一種政治性的存在。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可以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即使是種地、做工、打球之類的技術問題也都被轉化為政治問題。遇到困難時，翻閱領袖人物的經(jīng)典著作，寄望于從中尋求方法論的乃至精神的指導。從技術到政治再到所謂哲學的方法論，是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思想特點。這樣的思考，必然是意識形態(tài)的教化，必然是教條主義，它不是呼喚思想及思想的展開和深入，而是在思想之前，一切就被僵固了。既然連思想都不復存在，哲學的生機、活力更無從談起。

思想解放從“真理標準”的討論開始。沒有誰否認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然而，在此前的生活中，這個標準并未完全發(fā)揮應有作用。只有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它才煥發(fā)出青春和活力。從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層面看，20世紀80年代和之前的時期明顯的一脈相承，主體的解放依然強有力地受到主導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劃和制約。然而，主導意識形態(tài)所呼吁的“對內搞活、對外開放”，使得教條不復有存身之地。因而，我們不妨把80年代的個體視作“思想者”，政治的“思想者”或思想的“政治者”。

20世紀90年代后，市場經(jīng)濟展開，現(xiàn)實生活中的個體常常被指認為“經(jīng)濟人”，個體之間的一切交往都被視作市場行為，愛情、友情、親情都可以轉化為市場交易問題。最初一些時候，和應用學科相比，哲學似乎顯得無足輕重，無能為力。轉瞬之間，經(jīng)濟的哲學應運而生。市場的確具有轉移乾坤的作用，在市場的邏輯展開中，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經(jīng)濟學和法學成為顯學，哲學和倫理學的存在依據(jù)就在于成為經(jīng)濟學的哲學或法學的倫理學。哲學思考因此具有金子般的分量。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經(jīng)濟實力的增長和經(jīng)濟地位的提高，文化的重要性越來越多地體現(xiàn)出來。文化哲學以及與之相關的政治哲學脫穎而出。文化哲學必然伴隨著政治哲學，借用不太恰當?shù)谋扔鳎幕軐W和政治哲學屬于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但政治哲學的盛行，并不意味著每個個體都要成為“政治人”，而是使得“文化”具有公平、正義的政治內涵。并且，隨著文化哲學的興盛，純粹的形而上學和知識論議題也獲得了更多的關注。

無論對個人和國家的解說，還是對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的解說，歸根結底都是哲學的解說。一言以蔽之，個人、國家、政治、經(jīng)濟、文化作為概念，都離不開哲學的審視和詮釋。哲學總是某一主體的哲學，另外，哲學又內在地參與主體的構造。從“政治人”、“經(jīng)濟人”到“文化人”的軌跡，也就是一個國家身份與符號變遷的軌跡。與個人的面相從政治轉向經(jīng)濟再轉向文化相系，中國呈現(xiàn)出從政治到經(jīng)濟再到文化的面相更迭。

對中國當代社會與思想史的書寫，離不開哲學的視界。只有從哲學的深度、高度和廣度出發(fā)，中國社會與思想的豐富性、復雜性、多義性才能獲得充分的詮釋。經(jīng)由哲學的思考，當代中國變得越來越“厚”；經(jīng)由作為背景、語境和出發(fā)點的中國的“自覺”，哲學變得越來越“近”。越來越“厚”的中國和越來越“近”的哲學，無疑預示著哲學對于中國的貢獻和中國對于哲學的擴展。由此，“中國古代有沒有哲學”這個問題不值一提，“哲學有沒有用”這個問題也就不屑一顧。毫無疑問，中國必將成為哲學的國度，哲學也必將越來越多地打上中國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