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自言，其著《史記》，“罔羅天下放失舊聞”，“拾遺補藝……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建立在對文獻資料進行謹慎辨析基礎之上的。我們知道，歷史文獻資料浩如煙海，非常豐富，既有進入狹義歷史時代之后的確實文字文獻，也有漫長傳說時代留下的口耳相傳、未經整理記錄的神話傳說。考古發現的與人類社會直接相關的文化遺址、墓葬、生產工具及勞動產品，甚至還有生產力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對河流、森林等自然環境的改造痕跡等客觀證據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印證了口耳相傳的遠古傳說在剝離樸素想象力的加工和宗教神權思想外殼之后蘊含的豐富史料內核。（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在歷史研究中，這些同樣是重要的佐證材料。

秦始皇實行嚴厲的文化鉗制政策，下令禁止“私學”，取締“黨與”，“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并于咸陽坑殺460多位“以古非今”的儒生和方術之士（《史記·秦本紀》），使得中國古代的學術活動出現了短暫的沉寂。漢朝建立后，廢除了“挾書”之律，而且在漢武帝時期還“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藝文志》）；同時，又“以經術緣飾吏事”（《漢書·循吏傳》），表現出對學術活動的極大重視。史載：“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史記·太史公自序》）面對如此豐富的文獻資料，尤其是眾說紛紜的古史傳說，應該如何取舍？司馬遷以“好學深思，心知其義”的治史態度，對文獻資料進行了認真辨析。

一、以不同的文獻記載相互印證、辨析，“擇其言尤雅者”。對于“五帝”“三代”之時的歷史，“《尚書》獨載堯以來”（《史記·五帝本紀》），《詩》載禹以來，老子、莊子始敘神農、黃帝事。至秦、漢，黃帝經過方術之士的附會、神化，日益變得離奇、荒誕不經。而有些可靠的歷史傳說，因非所謂的“正經”、非圣人之言，“儒者或不傳”。對此，司馬遷在撰述《史記》之時，進行了一番認真地辨析，他以《五帝德》《帝系姓》中的一些有關材料，與《春秋》《國語》相對照，而以《五帝德》《帝系姓》為基礎撰寫黃帝之事，并剔除了其中一些荒誕無稽的說法。如：對黃帝的記載，在司馬遷之前的歷史典籍中，有多種不同的記載。《五帝德》云：“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三百年乎？’孔子答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又說：“（黃帝）乘龍扆云，以順天地之紀。”而司馬遷于《史記·五帝本紀》中摒棄了其中荒誕的說法，只記“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農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周本紀》）。對于黃帝之死，《五帝本紀》中僅記：“黃帝崩，葬橋山。”由此可見，司馬遷排除了漢代方術飛升上天、長生不老的傳說，對待文獻的態度是非常審慎的。

二、疑則傳疑、實事求是的文獻辨析態度。司馬遷對于那些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自己又不能定奪的記載，采取了“疑則傳疑”的做法。他說：“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于是以《五帝系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史記·三代世表》）也就是說，司馬遷認識到殷代以前社會發展的歷史，一方面，由于年代久遠，史事既無年代，又“多闕，不可錄”；另一方面，各種記載又“咸不同，乖異”，不可能像其他的“表”那樣，詳“紀元年，正時日月”。但這些古史傳說又不是毫無意義的，為了在更長的時間維度上反映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大勢，司馬遷被迫以“疑則傳疑”的方式，舍《年表》而作《世表》。這反映了司馬遷在對待文獻資料方面客觀、求實的謹慎態度。

這種“疑則傳疑”的態度，在《史記》中還有多處表現。如：在先商文明史上，對于殷商民族的起點問題，司馬遷既記載了殷契無父而生的感應傳說，“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記·殷本紀》）。同時又記載了殷先祖的父系血緣系統，“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契，契為殷祖”，“張夫子問禇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按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史記·三代世表》）。這分明是在說契是有父親的。在看似矛盾的記載中，一方面體現了司馬遷對待史料“信以傳信，疑則傳疑”的客觀態度；另一方面也正好說明了遠古傳說材料的復雜性。

三、表里相資的文獻辨析方法。由于司馬遷深深地認識到遠古傳說所反映的遠古社會因為“古今路阻，視聽壤隔”，其真偽性很難辨別，所以他以遠古傳說為基本線索，親歷其地采訪史事，于尋常行處攝取書契以外的有用材料，“表里相資”，這對于他草創《史記》這一鴻篇巨制的史書起了巨大作用。《史記》中多處記載了他廣泛進行社會調查、收集資料的情況。如：在《太史公自序》中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于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司馬遷的社會考察，是懷著考證文獻、傳聞的目的進行的。要總結學術史上的經驗教訓，就要了解學者的社會生活環境、生平事跡。如：他讀孔子的書，想正確了解孔子的生平，就專程去了孔子的家鄉考察，行“觀孔子之遺風”。同樣，要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就要對社會歷史有足夠的感性認識，并使這種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恰當地結合起來。如：為了了解秦使蒙恬筑長城、通直道的情況，以及秦朝滅亡是否與修筑長城有關，司馬遷就親自沿著長城、直道走了一趟，從而對秦“輕百姓之力”的行為，有了清醒的認識。

司馬遷對歷史文獻和傳聞等進行了深入地比較和研究，不僅研究其資料，也研究其思想內容。在核定真偽、評定優劣的基礎上，就自然形成了他自己的史學方法論，形成了他的有關文獻資料取舍的原則、標準，并進而形成了他自己的史料學理論。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引劉向、揚雄之言，贊揚《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這樣的評價是同司馬遷在文獻學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密不可分的。

（作者：呂晴，系黑龍江大學文學院助理研究員）